历时 5 年，500 多个人物，辽宁画家王希奇用一幅长达 20 米、高 3米的大型油画《一九四六》讲述“葫芦岛大遣返”历史，在世界美术史上尚属首次。这幅无愧于时代的“世纪之作”，为世界美术史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大型油画《一九四六》自 2015年问世以来，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曾受邀先后在日本举办了三次巡展，吸引了大量的日本艺术家和市民前来参观，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大遣返亲历者、亲历者的后代、民众和艺术界的人士，络绎不绝，他们在画中追寻自己或家人的影子，热泪盈眶，流连忘返。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已 96 岁高龄的当年的被遣返者，看完画展后，失语多年的她居然奇迹般会开口说话了，这是直达人心的艺术力量。
王希奇，艺术家，鲁迅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绘画艺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多年来，王希奇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用绘画来抒写人类的历史记忆，实验于用中国传统水墨画中的“韵”来表达人类大脑中的“忆”像，并用巨大尺幅的作品来布置记忆的“场”；作品体现了艺术与历史的张力，通过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凸显艺术家对人性与生命的关照，以及艺术家之于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担当；代表作有《长征》《官渡之战》《一九四六》《犹太人》《美军战俘营》等；王希奇创作的作品多以国际历史题材为主，其画风凝重、雄浑、沉郁、蕴藉风骨，超越国家、超越种族、 超越正义与恶、超越敌我等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极端境遇下的人的生命状态，被誉为国际派新现实主义画家。
其中，《一九四六》列作品已连续三年受日本之邀，在东京、京都舞鹤、仙台展出，在国内外引发轰动效应；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等奖项，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等国内外机构收藏。
70 多年前的这场“葫芦岛大遣返”，以世界历史上规模之最载入册 史。这是战争与和平的重大转换，更是中国人民人道主义的一座丰碑。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大地发生了一件大事：仁厚的中国人民伸出大爱之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自 1946 年 5 月至 1948 年 9 月，先后将105 万多名日本侨民和战俘从葫芦岛港遣返回国，史称“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
“大遣返“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日本和中国对这段历史都有叙述，但如何通过绘画形式描述这段历史呢？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王希奇站在人类大爱和文明史的高度，以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画这段历史和这群人。他通过对无数张新闻图片以及历史遗留镜头进行深入研究，捕捉整个事件的焦点，以其超凡的视觉手法，庄严地将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高度清晰地展现出来，表达出中华民族的博爱、善良与崇高。
王希奇说，体现悲悯的情怀和人道主义关怀是他创作《一九四六》的理念和主题。5 年来，能静心地做一件事、画一幅画，这是一个艺术家不可多得的品格。王希奇做到了，做了一件对国家、对民族有意义的事！
谈到这幅油画创作的初衷？一脸刚毅的王希奇说，他出生在锦州，从小就听过老一辈人讲起过当年遣返日本侨俘的事儿。虽说讲述是零星的、碎片的，但成为在他少年时的特殊记忆。时光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段历史始终不曾从他的记忆中抹去，用画笔再现这个历史瞬间成为他的夙愿。
2010 年，他看到了一幅日侨俘遣返的老照片，照片上有一个怀抱着骨灰盒的小男孩，那双迷茫、哀怜的眼睛深深地打动了他。当他的眼睛触及到那个小孩的眼睛时，他在想，他是侵略者的孩子，可却是那么无措和孤独，他在做什么？他的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带着这些疑问，他开始收集资料。
5 年里，王希奇先用一年半时间在收集资料、做历史研究，曾几次赴日本采访大遣返的亲历者，随着访问和资料收集的深入，王希奇发现这段历史已渐渐被淡忘，尤其是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太少了，如果不挖掘表现出来，就可能被永久地淹没了！
之后的三年半时间里，王希奇全身心投入到了《一九四六》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王希奇一直在画面里行走，与每一个遣返者交流，他们复杂的情感、蹒跚的脚步，体现的是一种压抑和触及灵魂的反思；而画面之外，映衬的是中国人高贵的德行与善良。
王希奇说：“从古至今，战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赢家，而百姓往往都是最大的受害者。我所画的葫芦岛大遣返，是表达中国人德行的一个侧面。战后的中国在那样一个贫困时期，不但让日本侨俘活着回去，还宁可自己饿着，省下粮食给他们吃。我曾经问过日本人，如果历史颠倒过来，他们会不会也像中国人这样做？他们说恐怕做不到。有位法国制片人研究过我搜集的照片资料后以复杂的心态对我说，你根据史料所画的这些日本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刽子手，是杀过人的，但你们中国人就给放走了，这就是你们中国人的善良。”
“大遣返”是一个历史事件，也是日本殖民战争失败的反衬。油画《一九四六》不只是简单地向观众展示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更多地警醒世人以史为鉴。
用一幅油画定格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所刻画的五百多个人物成为了百万被遣返者的缩影，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创作。
多年来，王希奇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用绘画来抒写人类的历史记忆，代表作有《长征》《官渡之战》《犹太人》《美军战俘营》等，他也被誉为国际派新现实主义画家。
此次巨幅油画《一九四六》长 20米、高 3 米，用时 5 年，画了 500 多个人物，又是一项艰辛的美术工程。
这幅震撼人心的作品，不仅仅因为是20米长、3米高的巨作，还因为有1200 多个日日夜夜艰辛的创作，这是对画家精神和意志的考验。
这么大幅的作品单单靠灵感是不够的，在创作这幅画的1200多天里，王希奇除了每天研究用绘画技术恰当地刻画人物之外，还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整和把控，对整个画面进行驾驭，还要有一定的毅力和决心坚持下去。这个作品每天就像被推土机不断碾压一样，推翻了重画，再推翻再重画，最后发现画下去的每一笔都是生命。
这个漫长的创作过程是一种煎熬。王希奇说：“创作过程中，甚至有一段时间都要放弃了。有时候也很矛盾，但还是要继续，比如有的时候觉得这一块画焦了，想改，但又怕改不好这一年就白画了，就这样我纠结了好久，运了好几天的气，终于选了一个状态最好的阶段，连改三天，这么宏大场面的来回调整，改了又改，这幅画上的每一笔都不能让别人代替，都要亲力亲为，每一笔、每个人物、每个场景都在我的脑海里，别人是替代不了的。”
王希奇说，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也是在黑暗中摸索，跟着感觉走，但他的这种摸索、这种尝试是需要很长时间调整的，有的时候一个角落的小尝试来来就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个作品的创作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因为这不是按照照片去画，按照片模特去画，那只是技术层面上简单的素描塑造，绝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的塑造。他是根据历史进行创作的，但也正是创作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最后让这幅作品呈现出一种悲剧式的悲壮感。
《一九四六》只用了两种颜色：一种是黑色，一种是黄色。王希奇说：“黑土地是东北的代表，辽西的葫芦岛是黄土地，我用两种土地的颜色代表中国。”
王希奇大量借鉴国画技法，用壁画的形式展开主题，并且独创了“萤火虫”式的用光，让每一位想表达的人物都有自身的光亮。画面整体是平的，细部又是立体的，中国水墨人物画与西方油画完美地融合，带给人最直观的感受，令人震撼！
画中刻画的每个人都有着各自难以启齿的故事，背负着各自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一切都令人思绪万千、铭记于心。
在王希奇创作《一九四六》过程中，很多日本有识之士就开始关注这幅作品。比如日本中日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井口和起，于 2015 年携夫人从日本来到沈阳，看了王希奇正在创作的《一九四六》。之后，又来到葫芦岛，站在大海边，王希奇突然问道：“井口先生，你能听见孩子们的哭泣声吗？”井口默然良久，王希奇继续说道：“我一直都能听得见。”
在日本展览时，井口和起为画展作序言，这样写道：“ ……几乎所有日本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他们掠夺中国人民的土地、财产，让其从事严酷的劳动。被遣返者们不曾多谈，也不愿多谈那段故事。时至今日，他们终于开始讲述那段沉重的过去。……战争是人类做过的最为恶劣最为严重的蠢事，这样的悲剧绝不能再重演。”
原日本文化厅长官青柳正规出生于大连，也是当年被遣返者之一。他也从日本来到沈阳看过正在创作中的《一九四六》。
《一九四六》在日本展出引起轰动， 这 幅巨作打开了众多日本人尘封的记忆， 拉近了中国与日本的距离，这就是文化 的力量。
《一九四六》在日本展出三次，2017年 9 月在东京美术俱乐部展出，2018 年9 月在京都府舞鹤市舞鹤引扬纪念馆展出，2019 年 10 月在仙台市宫城県美術館展出，而 2021 年也将在日本高知县美术馆展出。《一九四六》每次展出都吸引了大量日本人前来参观，很多参观者观看作品后热泪盈眶，对作品赞叹不已……
赤羽利子女士在画前久久凝视着画面中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在遣返时她还只是七个月大的婴儿。她说，小时候母亲告诉她，那段历史的苦痛难以言表，但旅程中很多中国人的关心与帮助，让母亲感到了温暖。“我非常感谢王先生！《一九四六》的画面，是我人生的原点，是王先生的作品让我看见了此生唯一所见的景象。这段历史虽然已渐渐走远，但我们都不应该忘记！”
在 2017 年东京美术俱乐部展出期间，79 岁的富永康辅几乎天天到现场参观。而每一次从家来到展馆，他都要乘车辗转一个多小时。他流连在画面之前，在画中寻找自己和他的家人，对于那段痛苦的记忆，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民的善良。
他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富永康辅说：“是中国人用自家的马车把我们送上列车，之后又从葫芦岛坐船回日本，我的哥哥几次去中国想拜访当年救助过我们一家的中国人，但是很遗憾没找到。”
在画展现场，作家田原和夫对王希奇说：“在逃难的过程中，多亏了石头村村民的救助他才活下来。当时，石头村约有 40 户村民，其实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很窘迫，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帮助我们——这些敌国的孩子。”后来，他将那段往事写成了纪实文学作品——《15岁的夏天》。
遣返时只有 7 岁的内藤玲子，站在画作前久久不愿离开。她流着泪说：“这画面里，有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藤女士把童年的回忆写成书——《滔滔的松花江——一位日本少女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后来翻译成中文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发行。内藤女士表示，中日两国人民要增进了解，让友谊不断地发展下去。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东京都联合会会长、漫画家石子顺看过作品之后，泪流满面。石子顺说：“我是 1953 年从中国遣返的归国者，对于《一九四六》除了致谢，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了。我希望所有日本人、世界各地区的人们都来看看这幅伟大的作品！”
参观的人往往都是在作品前长久伫立，默默地深思，有的不时轻轻拭去腮边的泪水。当他们离开展馆，写下了真挚的留言。在王希奇家采访时，记者见到 25 本留言簿，这里记录着日本观众对战争留下的痛苦回忆，也有对善良宽厚的中国人的感恩，更有对那场罪恶侵略战争的反思。
《一九四六》是一幅超越国家、超越种族、超越文化的大作品，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永久记忆。
美国麻省大学艺术学院终身教授布莱恩·马克法兰：如果一位中国画家能够以这样一幅伟大作品得到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崇的话，那么，历史上新的一页即将翻开。这也表明油画可以跨越国界尝试成为新的交流活动，并能引发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进行对话。
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著名近代史学者加藤圣文：历史学把人带到历史事件的路口，而用艺术表达的历史瞬间能直达人心。通过《一九四六》这幅画作，更能让人们反思战争。
日本原文化厅长官、国立西洋美术馆馆长青柳正规：我也是被遣返归国的其中一人。站在这幅画前,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 似乎窥见那些被遣返者的记忆深处。就像这幅画所精确描绘的那样，正是因为有很多中国人的温暖帮助和善良守护，我们这些人才得以到达葫芦岛并平安地回到日本。
王希奇先生潜心创作，并反复推敲，几经修改，目的是将自身强烈捕捉到的情感转化成艺术作品。他对画中每个人的境遇都倾注着情感，用心刻画，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才终于完成了这幅大作。作为一名日本人，我对他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创作了这样一幅精彩的作品，同时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这幅作品。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巨幅画卷《一九四六》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艺术元素布局，刻画出日侨遣返的节点画面，在有限的审美维度中再现了人类现代史上重大的人道主义历史事件，并以写实手法活描了劫后余生的人物生命百态，从画面可以读出归乡的喜悦，军国主义弃民的茫然，民族殉道者的愤怒，败战者的绝望，开拓者的宿命，骨灰亡灵的告慰……唯有襁褓酣睡的婴儿似乎预示着未来的美好空间。绘画者把自己的审美理想巧妙地嵌入在葫芦岛这个遣返的节点上，它是战争和罪恶的终点，也是怀揣乡愁归途的起点，更是罕世大爱的起点、世界新秩序的和平起点，人类文明的转捩点。未来会证明这幅画卷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永久记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美学学会 (IAA) 总执委刘悦笛：《一九四六》乃是一幅超越国家、超越种族、超越文化的大作品 ! 由于画家本人内心充满了对人类的怜悯之情 , 而非囿于对狭隘地域或族群的同情 , 所以才能如此深透地通过绘画语言来阐发作为整体的人性结构。这部作品尽管使用的是油画语言 , 但是却充满了东方色彩 , 一以贯之的磅礴气韵 , 散点透视的横卷架构 , 细节上的抽象朦胧处理 , 特别是那种受水墨影响的大笔触 , 无不呈现出艺术家的高格之所在也。
挪威奥斯陆国立美院教授、美评家吕大象：画中大量细节突出的表现，颠覆了我对历史画的偏见，我第一次不被那些评判鉴赏作品的专业知识和标准所困扰，因为我已经身临其境，只看到了人。无疑，这是站在人性立场，怀揣人类大爱，客观诠释历史的作品。对历史的尊重，也就是对明天负责。艺术家王老师是个强者，也是和平的使者。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引领我们到达更高的层次，去审视历史，鞭策今天。他用艰辛劳作堆砌出的数据，讲述着历史，让我们重新面对真实发生的过去。
东北大学宋伟教授：这幅画采用一种全知视角，这种视角要求超越战争，超越民族，超越正义与恶，超越敌我、善恶等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一九四六》体现了艺术与历史的张力，即在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中体现出对生命的关怀，又主动承担着艺术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责任。《一九四六》的风格很明显，借鉴了中国壁画的叙述特点，又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印象派和新表现主义的表现技巧。每个人物表现力都很强，但仔细看又不似西方油画那种突出某一个人，而是采取一种聚散游移的手法，使每个人物都成为“典型人物”，真正实现了众生平等。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燕楠教授：《一九四六》以其粗犷中流露出的细腻，写实中隐含的浪漫，具象人物背后的抽象背景，将无罪之罪刻在了每个观者的心头。背负着人类共有罪名，我们会宽恕制度下无辜的个体，而将视线聚焦在隐现于苍茫海面的历史和未来，重新拷问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执着和追求，现代性中所蕴含的黑暗与罪恶。汪晓曙凯时app手机app王小奔明中都鼓楼王晓赟明月峡景区王先强王贤培明月窑王小路
